大鹏新电影 专访大鹏:新片记录了姥姥去世,常剪不下去,这对我挺残酷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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搜狐娱乐专题片(三定/温/视频)大鹏导演的新片《好运》入围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。前几天,搜狐娱乐在上海和大鹏对话。他首先讲了《好运》和短片《好运》的关系。回想起外婆在拍摄时突然去世,大鹏承认对他来说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。他在做后期制作的时候要一遍又一遍的面对素材,经常剪不出来,所以需要时间慢慢来。

此外,大鹏还感谢电影节对《好运》的肯定。从《煎饼人》、《缝纫机乐队》到《好运》,他的三部导演作品都注定了最后一届电影节。大鹏承认《煎饼侠》是他票房的最高点,其他导演都在往票房上走,但他后期的作品票房没那么厉害。《好运》,作为一部非常有作者和实验性的作品,大鹏的票房非常开放。目前他更注重拍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想表达。

好运和好运的关系;

本来想拍怎么过春节的,一次意外改变了原来的拍摄计划

搜狐娱乐:你的新片《好运》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。分享一下你的心情怎么样?

大鹏:听到这个消息,我很激动,因为电影《好运》有点特别。它不同于我之前执导或参与的电影,甚至可能不同于你之前看过的电影,因为它的结构非常特殊,有些挑战了观众既定的观看习惯。但是这样的实验内容得到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认可,我很激动。我非常感谢上海国际电影节,因为他们非常宽容和勇敢。

同时,我还有一个跟上电影节的奇妙缘分,因为我的工作经历大家都知道。我以前在搜狐做电影报道,来参加过很多电影节。后来没想到还有机会拍电影。《煎饼侠》去了2015年的电影节。当时大家都看到了媒体奖单位,拿了两个奖。从这里开始。《缝纫机乐队》上一届电影节入围亚洲新人奖,今年又来到金爵奖,感觉每一部电影的创作过程都被上一届电影节见证了,我自己也还是很激动的。但此时此刻,我有点紧张,因为今天我们说话的时候,下午真的会有观众来评论你的电影。他怎么看你的电影,大家会从什么角度评价?不知道会怎么样。

搜狐娱乐:短片《吉祥》和长片《好运》有什么联系?

大鹏:我想我们现在可以讨论这个话题了。在此之前,也许我从未真正向媒体透露过这部电影。可能大家在有限的资料里看到“好运”和“好运”是有联系的,但是具体是什么样的关系还没有说清楚。

我们在2016年开始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,其实是和所有工作人员都签了保密协议的,不允许大家告诉我们现在在拍什么电影,因为在准备之初,我们就决定了这部长片《好运》,它的结构是“好运”加“好运”。那么,它首先要完成《吉祥》的制作,吉祥会参加电影节,拿到金马奖,上映,被观众讨论,这其实也是我们拍摄的一部分。

如意拍摄期间,这个消息我不能透露。如果我公开了,可能会让一切都不一样。但现在可以说了,因为《好运》已经拍完了,所以我和大家分享的是,《好运》是《好运》的一部分,由《好运》和《好运》组成,《好运》负责在本片中提问。

当你阅读《吉祥》时,你会有一些问题萦绕在你的脑海中,比如什么是真的,什么是假的,到底发生了什么,为什么。你会在如意里得到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,你就知道原来是这样的。

所以我前面说了,它的创作很有实验性,结构有些特殊。甚至可能在吉祥如意的某个交汇点,从吉祥如意过渡到如意的时候,观众坐在电影院可能会恍惚,因为你会看到自己坐在电影院看刚刚看的内容,你会恍惚,所以这部电影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实验。

搜狐娱乐:做实验性工作的想法是怎么产生的?

大鹏:其实源于一个想法,就是2017年,我推出了一部电影,叫《缝纫机乐队》。其实你可以看到《好运》是我导演出版的我的第三部作品,但其实是在缝纫机乐队之前拍的。

缝纫机乐队的重要道具之一是大吉他,雕塑要建半年,所以在缝纫机乐队开始之前我回老家准备。当我回到家乡时,我想起了一些童年的事情,因为我妈妈一直身体不好。小时候她曾经在全国各地求医问药,在长春、天津、北京住过一段时间,所以我和奶奶一起长大。

回到家乡后,我去看了我的祖母。我在墙上看到了很多我们家的照片,这让我想起了以前的很多事情。我有个主意。我想拍我奶奶,因为当时春节快到了,所以我们的方向是拍我奶奶怎么过年。这就是电影《好运》的出发点。但只是拍戏,可能作为创作者的我不愿意。我希望在电影中打破一些阅读习惯,所以当我决定拍摄外婆的新年时,我同时又做了另一个决定,叫了另一个剧组来拍摄外婆的新年。

所以在我的策划中,我奶奶是怎么过春节的,我是怎么参加这个活动的,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片子。但是,我万万没想到的是,去农村拍摄的时候,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,也许是事故的陡度。比如我们打算拍电影的时候,肯定需要写剧本。有时候编剧想说,剧冲突在哪里,反转和意外在哪里,我们都认为下一系列的事情会在那个时候发生,下一系列的事情就是大家最后看到的《好运》。所以我告诉剧组的所有人,不要干涉将要发生的事情,不要期望捕捉将要发生的事情。我们将拍摄天意,并用我们的眼睛捕捉它。

关于“离开”:

运气好记录奶奶去世,剪辑经常失败,很“残忍”。

搜狐娱乐:当你到了一定年龄,你会发现身边的人不断离开,到2020年会更加明显。有没有什么离别让你特别感动?

大鹏:这部电影的英文名是团圆,其实是由幸运和如意组成的。你会看到两次团聚。你会看到在我奶奶的组织下,一个大家庭是多么的有凝聚力。你还会看到,因为她的突发事故,她在我们拍摄期间因病去世。这突如其来的意外让这个家庭颜面尽失。

所以对我来说,这部电影不仅是一部电影,对我来说也是一次经历。即使在我们谈话的这个时刻,它也超越了电影,也是那个形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所以我从2016年底到2017年春节开始拍摄电影《好运》。到现在,四个春节不知不觉就过去了。对我来说,这四个春节很长。因为我一次又一次面对当时拍摄的素材,我会回到当时的我。面对家里各种突如其来的情况,我又被迫去体验那些情绪,所以你知道,这几年我在拍《受益人》《第八个嫌疑人》《大赢家》的时候,有时候剧组拍完了,回去也会自己拍《好运》。

但是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,很多事情都要停下来,我也有很多时间独处。今年春节我差不多过了几个月,这个阶段终于完成了剧的后期,对我来说其实挺残酷的。我也有这种感觉,因为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,我最近听到了很多消息,都是我认识的人,身边的人,各种情况。我觉得这些坏消息在这个年纪好像越来越多了。不知道是我这个年纪这个时候会面临这么多坏消息,还是因为这个时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气场。

但是今天坐在这里说话的时候,我面前摆着上海国际电影节的Logo。我在想,我终于可以和观众分享另一个创作了。这么多观众还在期待这部电影,我觉得我们很开心。

和我合作过的编剧是苏彪。他曾和我合作过《煎饼人》和《缝纫机乐队》。这几天我们在写下一部电影的剧本。我们总是在讨论下一个话题是什么,是否能跟上时代的思维。后来发现要做自己最想表达的事情,因为你要珍惜这个机会。电影制作周期太长。如果你没有全身心的投入,想要发自内心的发展,那么这么长时间的相处是不行的。

《煎饼侠》五年后:

其他导演票房都在涨,《煎饼侠》是我的最高点。

搜狐娱乐:有人说看你的导演简历是爆米花的进化史,逐渐进入现实题材。你同意这个评价吗?

大鹏:我觉得虽然我已经38岁了,但是说实话,我会经常面对自己的改变。比如早上起来,看到自己的白头发非常多,过一会就变白了。看到会觉得有点难过。但是我在电影从业者中比较年轻,我觉得我才刚刚起步。这是我的第三部电影,所以我以后可能会有很多可能。

昨天认识了Xu zhng导演,因为之前一起参加过真人秀,有共同的合作经历。我一直把他当做我的榜样和方向。我在想,Xu zhng是这么优秀的电影人,我希望10年后我也能像他一样,不仅仅是头发,我只是说我能像他一样优秀。所以我觉得我还有时间。如果是爆米花,希望我还有空提升空间。

搜狐娱乐:距离《煎饼侠》刚刚过去五年。这五年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?

大鹏:最大的变化就是对电影了解越来越多,电影是怎么拍出来的,越来越胆小。当时真的不知道怎么做煎饼人,但是真的很勇敢。现在我知道规则了,但是另一部分好像要离开你了。幸运的是,我可能和很多同时成长的导演很不一样。大家都在上坡,作品都是一个一个的。

今天看了上海电影节,发现上面的简历让我很自豪。他说大鹏是80后中国第一个变成十亿的导演。我当时觉得真的是《煎饼人》,好像我是中国票房过十亿的第五人,但我是最年轻的。我有这么厉害吗?但其实那是我的最高点。后来缝纫机乐队就没那么厉害了。

《好运》是一部非常作者的电影。这部电影不会有高票房。肯定还是这样,所以我觉得我和他们不一样。如果我是这样,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不会承受太大的票房压力。如果我离开下一部电影,我可以很轻,因为无论如何,你都不用去想你必须获得什么,这样你在创作上可能会更自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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